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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(yǎng)老院建近郊不科學
日期：2014-05-30 來源：廣州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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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把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比作一塊圓圓的“大餅”，那么這些城市的老齡人口正在向“大餅”的中心（老城區(qū)）以及“大餅”的最外緣（遠郊）“遷徙”，兩者的中間地帶——城市近郊區(qū)，則留給了城市中更年輕的居民。
這就是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副院長周婕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周婕及其團隊以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武漢四市為研究樣本，調研“城市老齡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及其演變趨勢”。該課題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，研究表明，中國大城市老齡人口分布與發(fā)達國家在相同城市化階段時非常相似，它對未來政府規(guī)劃轄區(qū)的養(yǎng)老事業(yè)有重要的參考。
本報記者近日也分別對廣州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社區(qū)海珠南華西社區(qū)、老齡化密度最高的荔灣龍津街道進行了探訪。
“老年人即將占到我們人口的1/4，比兒童還多，為什么我們總是為兒童考慮，做學校校區(qū)規(guī)劃，做校車補助，反而就不能為老人多做些事兒呢？”談及國內很多城市在養(yǎng)老事業(yè)上的規(guī)劃，武漢大學周婕教授顯得很焦慮：因為無論是在資金投入還是公共設施的規(guī)劃上，均存在明顯的滯后與不足。
老齡人口住哪？
“偏愛”老城與遠郊
我國城市的老年人口主要分布在何處？哪里比較密集？哪里比較稀少？
周婕決定選取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武漢四個大城市作為研究樣本，利用GIS（地理資訊系統(tǒng)）工具，將2000年和2010年國家第五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，部委、各地方部門提供的數據，以及團隊自行收集的可靠數據建庫，由此繪制10年間北上廣漢四市各個街道的老齡人口空間分布和演變圖。
結果顯示，我國城市老齡人口的中心集聚趨勢和郊區(qū)化趨勢齊頭并進，老齡人口既向城市中心集聚，又向城市最外緣的遠郊離心擴散。
周婕告訴記者，廣州2010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有847530人，老齡化程度達到6.67%，比2000年增長了29%。其中，老城區(qū)是老年人聚居最多的地方，越往外到近郊，老年人越少。而在城市中心的老年人極少遷徙，因此居住空間變化較小，其中，荔灣區(qū)龍津街道的老齡人口密度最高，達到每平方公里11692人；而海珠區(qū)南華西街道的老齡化程度最高，達到15.43%。
北京、上海、武漢同樣如此，城市老齡人口密度呈現由中心向外逐漸遞減，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中心集聚趨勢還在進一步深化，中心城區(qū)的老齡化程度增速加快，大多由一般老齡化街區(qū)轉變?yōu)楦呃淆g化街區(qū)，人口老齡化程度往往超過15%。
與此同時，近郊老齡人口逐漸減少。周婕舉例說，上海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(qū)，2000年時，幾乎所有的街區(qū)都是老齡化街區(qū)，但到了2010年，城市近郊的大量街區(qū)由老齡化街區(qū)轉變成了年輕型、成年型街區(qū)。
另一個變化體現在我國大城市老年人正在遠郊區(qū)的部分空間集聚，并在空間上形成了一塊塊的超老齡化社區(qū)。
選址原因有哪些？
周婕決定選取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武漢四個大城市作為研究樣本，利用GIS（地理資訊系統(tǒng)）工具，將2000年和2010年國家第五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，部委、各地方部門提供的數據，以及團隊自行收集的可靠數據建庫，由此繪制10年間北上廣漢四市各個街道的老齡人口空間分布和演變圖。
結果顯示，我國城市老齡人口的中心集聚趨勢和郊區(qū)化趨勢齊頭并進，老齡人口既向城市中心集聚，又向城市最外緣的遠郊離心擴散。
周婕告訴記者，廣州2010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有847530人，老齡化程度達到6.67%，比2000年增長了29%。其中，老城區(qū)是老年人聚居最多的地方，越往外到近郊，老年人越少。而在城市中心的老年人極少遷徙，因此居住空間變化較小，其中，荔灣區(qū)龍津街道的老齡人口密度最高，達到每平方公里11692人；而海珠區(qū)南華西街道的老齡化程度最高，達到15.43%。
北京、上海、武漢同樣如此，城市老齡人口密度呈現由中心向外逐漸遞減，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中心集聚趨勢還在進一步深化，中心城區(qū)的老齡化程度增速加快，大多由一般老齡化街區(qū)轉變?yōu)楦呃淆g化街區(qū)，人口老齡化程度往往超過15%。
與此同時，近郊老齡人口逐漸減少。周婕舉例說，上海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(qū)，2000年時，幾乎所有的街區(qū)都是老齡化街區(qū)，但到了2010年，城市近郊的大量街區(qū)由老齡化街區(qū)轉變成了年輕型、成年型街區(qū)。
另一個變化體現在我國大城市老年人正在遠郊區(qū)的部分空間集聚，并在空間上形成了一塊塊的超老齡化社區(qū)。
選址原因有哪些？
鄉(xiāng)村空心化、城市殘留化
周婕告訴記者，老年人在城市遠郊聚集的主要原因有兩點，一方面是當地的鄉(xiāng)村空心化，在北上廣的遠郊鄉(xiāng)村，土地流轉后，很多鄉(xiāng)村的年輕人都跑到城區(qū)打工，但因為到城區(qū)距離很遠，年輕人不太可能住在村里，多選擇在市區(qū)租房。因此，遠郊的鄉(xiāng)村只殘留了老年人和兒童。這是很明顯的空心村現象。
另一方面，因為大城市中心城區(qū)土地價格高昂，很多開發(fā)商瞄準了遠郊土地，這也帶來很多改善居住條件的老人前往。
為何老城區(qū)殘留了這么多老年人呢？周婕告訴記者，這與當初的城市規(guī)劃有很大的關系：“建國之后，我們很多城市都做過規(guī)劃，按照功能分區(qū)設立了很多高校區(qū)、工業(yè)區(qū)、倉儲區(qū)等。我們在建一所學校的時候，既建了校舍，同時也建了老師的家屬區(qū)，工廠也是一樣，工廠旁邊都配建了相應的住宅區(qū)。這些人在建國初期都被規(guī)劃到了這些空間，經過半個多世紀后，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些城市空間，通常會發(fā)現，我們當初把工人規(guī)劃到這里以后，工人的一生就交給了這個地方，他們被大型廠礦企業(yè)固定在了工廠的旁邊，從此再也離不開，也沒有錢去改善居住條件。這就是城市‘殘留’化留下的老人。”
當然，也有很多老人不愿意離開居住了數十年的社區(qū)，主動愿意留下：“比如我們學校的一些退休老師，就是愿意待在武大破舊的校舍里，因為這個地方靠著學校的食堂、圖書館、珞珈山、東湖，他就認為寧可居住的條件差一些，但其他方面的條件會好一些。在老城區(qū)，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、優(yōu)越的配套、熟悉的人際關系，也讓老人寧可住在一個不太舒適的房屋中，也不愿意主動離開。”
老人扎堆老城區(qū) 街道敬老樓住不滿
另一方面，因為大城市中心城區(qū)土地價格高昂，很多開發(fā)商瞄準了遠郊土地，這也帶來很多改善居住條件的老人前往。
為何老城區(qū)殘留了這么多老年人呢？周婕告訴記者，這與當初的城市規(guī)劃有很大的關系：“建國之后，我們很多城市都做過規(guī)劃，按照功能分區(qū)設立了很多高校區(qū)、工業(yè)區(qū)、倉儲區(qū)等。我們在建一所學校的時候，既建了校舍，同時也建了老師的家屬區(qū)，工廠也是一樣，工廠旁邊都配建了相應的住宅區(qū)。這些人在建國初期都被規(guī)劃到了這些空間，經過半個多世紀后，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些城市空間，通常會發(fā)現，我們當初把工人規(guī)劃到這里以后，工人的一生就交給了這個地方，他們被大型廠礦企業(yè)固定在了工廠的旁邊，從此再也離不開，也沒有錢去改善居住條件。這就是城市‘殘留’化留下的老人。”
當然，也有很多老人不愿意離開居住了數十年的社區(qū)，主動愿意留下：“比如我們學校的一些退休老師，就是愿意待在武大破舊的校舍里，因為這個地方靠著學校的食堂、圖書館、珞珈山、東湖，他就認為寧可居住的條件差一些，但其他方面的條件會好一些。在老城區(qū)，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、優(yōu)越的配套、熟悉的人際關系，也讓老人寧可住在一個不太舒適的房屋中，也不愿意主動離開。”
老人扎堆老城區(qū) 街道敬老樓住不滿
南華西老街區(qū)老人有“玩伴”
在廣州老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南華西街道，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到底如何？記者進行了探訪。
而據南華西街道民政科提供的數據，南華西街轄區(qū)內60歲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全街道總人數的19%。
今年73歲的盧伯，在吃過午飯之后，搖著扇子溜達到人民橋下的陰涼處，準備打上一下午牌。四人一桌的牌局已經開了一桌，而坐在旁邊看牌的人，也有三個人。
他告訴記者，說是牌局，實際上也只是打打籌碼，權當是娛樂。
盧伯說，從小學時搬到南華西街，他已經在這里生活了60多年，是一個地道老廣州。如今，他仍然生活在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里，家里除了自己和老伴兒，兒子兒媳也都和他住在一起。
“年紀大了，子女照應起來比較方便。”盧伯說，其實這片街區(qū)有些老房子已經拆掉了，原來的老街坊也都隨子女去了新樓，住上電梯樓。
而據南華西街道民政科提供的數據，南華西街轄區(qū)內60歲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全街道總人數的19%。
今年73歲的盧伯，在吃過午飯之后，搖著扇子溜達到人民橋下的陰涼處，準備打上一下午牌。四人一桌的牌局已經開了一桌，而坐在旁邊看牌的人，也有三個人。
他告訴記者，說是牌局，實際上也只是打打籌碼，權當是娛樂。
盧伯說，從小學時搬到南華西街，他已經在這里生活了60多年，是一個地道老廣州。如今，他仍然生活在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里，家里除了自己和老伴兒，兒子兒媳也都和他住在一起。
“年紀大了，子女照應起來比較方便。”盧伯說，其實這片街區(qū)有些老房子已經拆掉了，原來的老街坊也都隨子女去了新樓，住上電梯樓。
但是，在盧伯看來，這實在不是什么“聰明”選擇。他解釋說，到了電梯樓，經常開門看到的人都不認識，下樓也不知道去找誰，“連打個牌人都湊不齊”，生活也會過得比較郁悶。
在盧伯說話的時候，三四個老人又湊在一起開始了新的一桌牌局，原本想打牌的盧伯匆匆與記者道別后，便趕了過去。
今年67歲的徐伯興奮地告訴記者，他的退休金已經從剛開始的1000多元，漲到了現在的3200元。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出門，晚上10時甚至更晚才回家。“看到好吃的就吃點”。徐伯說，他沒有結婚，沒有子女、沒有房子，現在花的錢都是退休金，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，“原來自己還做，但是太麻煩，不做了。”他告訴記者，每個月他除了400元的房租，每天還要吃飯、喝糖水，而且由于自己有皮膚病，每個月還要買涂抹的藥。
“錢還是要省著花。”徐伯說，等今后身體不好了，沒有人照顧的時候，他就要去養(yǎng)老院。他專門打聽了養(yǎng)老院的價格，每個月住要1000多元，吃也要1000多元，如果再治個病什么的，自己的退休金根本不夠花。所以，他現在也要為今后攢錢，好住進養(yǎng)老院。
徐伯口中提到的養(yǎng)老院，南華西街民政科的周葉明告訴記者，是一家私人的養(yǎng)老院，收費也相對比較貴。之前街道曾辦過一座“敬老樓”，但是由于消防問題不過關，最終停辦了。
逢源街街道敬老樓未飽和
在廣州荔灣區(qū)龍津中路的逢源街道，居家養(yǎng)老同樣并沒有成為“主流”，只有40人左右。相對于13000多人的老人群體來講，可以說比例非常小。
昨日，逢源街道辦民政科負責人向記者介紹，在逢源街道的60180總人數中，60歲以上老人有13000多人，占總人數的21%，70~79歲的老人有7141人，80~89歲以上的老人有2115人，100歲以上老人也有10人左右。
與南華西街沒有養(yǎng)老院不同，逢源街道有自己街道的“敬老樓”，但始終沒有住滿過。在逢源街道常年負責老齡工作的譚女士告訴記者，從2010年“敬老樓”建成至今，住進敬老院的老人人數始終在25人左右，從來沒有達到過30人的“飽和”狀態(tài)。
同樣情況的還有街道義托中心，她說，之前有一個老人，他們用了很長時間才說服老人前去義托中心，譚女士說，義托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幫老人恢復身體，有些老人因為身體原因行動不便，義托中心有專門的康復人員，幫助老人恢復行動能力。但是，很多老人則感覺到了義托中心，就像是被家人和朋友“拋棄”一樣。
譚女士說，老人參與最多的就是康齡大學（老人大學）。老人來到大學可以學書法、畫畫，學習英語、跳舞等。
逢源街道辦民政科負責人告訴記者，一般情況下，85歲以上身體不便的老人，他們會建議去老人院，但是卻很少老人會聽從建議。他解釋，可能是老人覺得進了老人院就失去“自由”。
周葉明常年負責街道的老齡工作，她認為，老人目前仍然在老街區(qū)聚集的原因，主要是因為生活習慣等問題，老人在這片區(qū)域生活得久了，許多生活所需時要去的地方都非常了解，因此，生活起來也比較輕松。但是，如果在新的地方生活，老人需要去適應新地方的環(huán)境。這是許多老人不愿意去改變的。
另外，就是街道的老人大多是很多年的老街坊，因此比較熟悉，也有親切感。而如果老人住到了電梯樓里，除了看報紙似乎也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，會讓生活也變得無聊單調。所以，盡管有些老人由于申請到廉租房搬到了金沙洲、天河等離街道較遠的地方，但是依然會選擇坐公交車回街道和其他老人一起活動。“至少不會那么孤單。”
專家觀點
養(yǎng)老院最好勿建在近郊
通過這項研究，周婕認為，目前政府在規(guī)劃老年人養(yǎng)老設施時還有很多滯后和不足：“老齡化社會已經近在眼前，但每個城市在做公共設施配套規(guī)劃時，依舊首先著眼于小孩的托幼、小學、中學，卻很少去考慮老年人，他們也需要學習的空間。我們很少能看見針對老年人疑難雜癥的?？漆t(yī)院，老年人福利院的床位缺得很厲害，福利院是有，但都是低品質的，而不是高品質的，而且與現代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又是不吻合的。”
周婕還說：“我們調查下來，恰恰是有很多養(yǎng)老院、敬老院，就在近郊，但近郊并沒有多少老年人，反過來他們留在了大中企業(yè)、大中廠礦的宿舍，還有一部分殘留在了老城，還有一部分被殘留在了遠郊的空心村，因此很多設施的選點布局是不科學的，沒有考慮老人。”
“我的這項研究就是想告訴政府，在做規(guī)劃的時候，首先要知道老人在哪里？政府才能夠去幫他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，老年人缺就醫(yī)，缺養(yǎng)老院，缺老年大學，但建類似所有的公共服務措施，前提是知道老人在哪里。”
周婕認為，除了養(yǎng)老規(guī)劃，目前養(yǎng)老事業(yè)的最大缺陷是沒有調動民間力量，資金籌措陷入很大問題，“現在都是獨生子女，老人本身不愿意給孩子太大負擔，如果我們向55歲以上的老年人募資，告訴他們建造一所居住環(huán)境，服務質量比住在家里，比兒女照料還優(yōu)越的老人院，有哪個老人不愿意出資呢，但是，我們很多地方政府往往連想都沒有想過。”
